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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而且……”赵天民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压得更低，仿佛这名字本身就带着千钧重压，“江书记……这……这突然叫停……”

    就在他提到“江书记”的名字时，王海峰那握着茶杯的指关节几不可查地微微蜷了一下，脸上掠过一丝极不自然的神色。

    那表情稍纵即逝，犹如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，若非孙建清这双在基层纪检战线摸爬滚打了二十年、阅人无数的眼睛时刻关注着他的微表情，几乎就要被忽略。

    那一瞬间，王海峰的眼神里闪过的不是被质疑的不满，更像是某种猝不及防被刺痛、被复杂情绪冲击的狼狈。

    孙建清的心猛地一沉，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他，问题绝不仅仅是书记口中的“慢工细活”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王海峰缓缓抬起头，并未直视赵天民，而是扫视了三人一圈。

    他轻轻放下茶杯，紫砂底托一声轻微的“嗒”。

    他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，这个姿势通常是领导准备进行重要谈话或训示的标志。

    他开口了，用的是那种试图显得语重心长、谆谆善诱的腔调，但语流深处，却隐隐透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无奈，像被无形的绳索捆缚，欲语还休：“天民同志，建清同志，李卫同志，这个问题啊……”

    他沉吟了一下，似乎在选择最恰当的词，“我们要一分为二，辩证地来看。”

    “既要讲速度，更要讲效果，讲……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嘛。”

    他的视线在孙建清面前的笔记本上停顿了一瞬，然后接着说道，语气放缓了许多：“追求速度没错，这是形势任务的需要。”

    “我刚才说过，有时候啊，快工，往往容易出粗活。”

    “图一时之快，埋下的后患，可能需要十倍百倍的力气去弥补。”

    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：“办案，更是如此！它不仅仅是拿到口供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案件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质量，在于它的立得住、诉得出、判得下、经得起检验！”

    “刚才李卫提到要‘上手段’，我刚才打断你就是想强调这一点。”他的目光锐利地转向年轻的办案骨干。

    李卫的眉头拧得更紧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争辩。

    王海峰不容置疑地抬手制止了他，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：

    “我刚才举了例子！特别是上手段得来的证据，无论看起来多么关键，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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